又说：子不语怪力乱神。

在完成机遇课题的过程中，叶先生多次跑题，撰写了关于康德的形而上学、法权哲学、至善观念、自然目的论等问题的论文，新意迭出。叶先生发现，中国传统思想以本体替代知识，结果偶然性范畴被忽视了，所有知识皆为必然。

贺麟把黑格尔的绝对哲学引入宋儒思想。[32]叶先生的这个认识当始自亚里士多德哲学源起于好奇的命题，只是这个好奇不能做心理层面上的简单理解，须从精神层面加以把握。在《一切哲学的入门》一文中[11]，叶先生重审了《判断力批判》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，提出《判断力批判》不仅沟通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和《实践理性批判》所涉及的两个领域，而且它所涉及的世界是人作为自由者的真实的生活场所，是胡塞尔、海德格尔提到的生活的世界，打通了德国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环节。1956～1982年是叶先生学习和积累的时期，它涵盖了叶先生进入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，一直到1982年他结束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为期两年的进修访问为止。还说他不是体系的制造者，虽然他研究的是像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黑格尔这样的体系哲学家，对于体系哲学家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气势他心向往之，但却做不来。

叶先生对欧洲哲学的性质的第二个认识在于，欧洲哲学作为自由者的学问，作为meta与physics的结合，它还是一门科学，从柏拉图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主线即旨在使哲学成为科学。儒家的仁义是相对的，有条件的，而且还是有等级的，其核心在于位。三是教授善知识，即善巧传授佛法的善知识。

有人会问：没有见道前，怎么能‘站在趣智立场、以学修一体的方式显明佛陀圣教的宗趣及其总别、深浅等关系？必须依靠信解力。什么是因果邪见？佛陀说：彼有二种，谓失、不信。外明指因明（辨名析理的智慧）、声明（语言文字的智慧）、医方明（治疗疾病的智慧）、工业（巧）明（制作器具的智慧），外道即前面说的邪因论，邪见即前面说的无因论。否则，如果一方面宣称皈依万法皆空的真谛，另一方面却得少为足、不懂装懂，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断常二见，同样不能担任善知识。

佛教教育中的善知识指第三种。譬如，如果我们对邪外之见一窍不通，遇到一个精通尼采哲学而又不满足的人来向我们请教佛法，我们还是用无明缘行、行缘识这一套概念来应对，就很难让他看到尼采的不足和佛法的殊胜，很难达到佛陀所谓先以欲勾先，后令入佛道（《维摩诘经》）的度化效果。

因众生从无明转向智慧的过程有其次第性与共同性，佛陀教法相应地体现出一定的次第性与系统性，从修行者看可以视为众生成佛的总相教法。因为凡师既能依佛智慧思维观察万法，又能发起菩提心，完全有能力利他，迦叶菩萨这样赞叹他们，初发已为人天师，胜出声闻及缘觉，如是发心过三界，是故得名最无上（《大般涅槃经》），称他们为天人师。或自诩持戒清净，却不护威仪、不顾讥嫌，都没有资格做善知识。无论是佛陀还是诸大菩萨开出的别相教法，它们本身都是从总相教法的不同角度开出来的具体教法，都是以总相教法为归趣而不是游离于总相教法的东西，此其一。

（《正法念处经》）第一种是无因论，第二种邪因论，青目菩萨注《中论》时分别称之为粗邪见和细邪见。今天，汉传佛教比较衰落，主要原因不是四众弟子不精进，而是不太重视佛陀圣教对观行的指导作用，若要振兴汉传佛教，当务之急是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。一类是趣智的知识，它是依智慧建立起来的非工具性知识，目的是为了对治分别识给众生带来的烦恼。二是教理的邪正、深浅与总别关系。

凡师没有现证空性之前，发起的必然是夹杂着我法二执习气的世俗菩提心，这就要求他时刻不忘两件事：一是时刻不忘以上求下化为最高目标，二是时刻不忘对治自己的我执习气。其三，他深知信解力只是智慧力前行阶段的能力，故虽依信解力，却旨在由解入观而获得智慧力，不像趣识立场的学者偏执一己分别见以自是。

总相教法是佛陀教化九界凡圣的教法总纲，是所有菩萨道弟子都应该修习的基本教法，如果偏执别相教法而不研习总相教法，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境地。另一方面，若观心人，谓即心而是，已则均佛，都不寻经论，堕增上慢，此则抱炬自烧，行牵恶道(智顗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)，必定成为盲修瞎炼的癫狂痴汉。

二是同行善知识，即共同修学佛法的善知识。从众生修学看，下到世间因果法都是指向佛乘的教法。所以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说善知识是众生成佛的大因缘，《大般涅槃经》更具体地说：若离四法得涅槃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贫穷人，日夜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，多闻亦如是（晋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），不免沦为知解宗徒。另一方面，佛弟子也不应以总破别。云何不信？彼人心谓：‘无施无祀，无斋无会，无有善业，无不善业，无业果报。

（《妙法莲华经文句》）如果我们继续发扬这个研习佛陀圣典的传统，汉传佛教一定会重现教观双美的胜境。当我法二执习气现前时，要能够及时反观自身，把烦恼心压伏下来。

若人根明利，饶益于众生，有大慈悲心，为说菩萨道从众生修学看，下到世间因果法都是指向佛乘的教法。

（晋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）这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四乘教法。两类知识的传授都离不开善知识，趣识的知识源于众生的分别识，虽与众生的历劫习气相近，但因有先知后知的特点而需要善知识。

如果我们把握好总相教法的这种总别关系，就不会在教育中以深破浅或以浅破深。（《正法念处经》）第一种是无因论，第二种邪因论，青目菩萨注《中论》时分别称之为粗邪见和细邪见。这方面，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为我们树立了典范，他回到佛陀的本怀，秉承教观一体的精神，在解释圣典时，除了从因缘、教相、本迹三个角度对教理加以解释，还专设观心一释，解明如何将法义到落实到修行之中，令学生当下即可受用。佛法属于趣智的知识，对此佛陀曾有明确开示：我所得法，甚深微妙，难解难见，寂寞无为，智者所知，非愚所及。

凡师没有现证空性之前，发起的必然是夹杂着我法二执习气的世俗菩提心，这就要求他时刻不忘两件事：一是时刻不忘以上求下化为最高目标，二是时刻不忘对治自己的我执习气。相对智慧力来说，信解力也是一种分别力，但它是建立在信仰佛陀圣教基础上的理解力，因此拥有信解力的佛弟子，在对待佛陀圣典的态度、研究佛陀圣典的方法及其旨趣等方面，与从趣识立场上研究佛陀圣典的学者都很大差异：其一，依信解力研习佛陀圣教者尊重佛陀圣典传承传统，不会随意增减圣典字句，更不会随意会集圣典。

因此，从千差万别的具体教法入手修习佛法，乃是佛教教育的实态和常态。二是同行善知识，即共同修学佛法的善知识。

同时，由于众生的烦恼存在种种差异，佛陀即使在同一个层面也会开出不同的教法，所谓贪欲多者，为说不净。无论是佛陀还是诸大菩萨开出的别相教法，它们本身都是从总相教法的不同角度开出来的具体教法，都是以总相教法为归趣而不是游离于总相教法的东西，此其一。

所以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说善知识是众生成佛的大因缘，《大般涅槃经》更具体地说：若离四法得涅槃者，无有是处。今天，汉传佛教比较衰落，主要原因不是四众弟子不精进，而是不太重视佛陀圣教对观行的指导作用，若要振兴汉传佛教，当务之急是研习与弘扬佛陀圣教。刚进佛门的学生，很可能还没有建立坚固的佛教信仰，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广泛阅读外道典籍或种种世论，如四书五经、史汉庄韩，乃至康德、尼采等人的著作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著作讲得很精彩、很有理，从而无助佛法信心的巩固。何等为四？一者亲近善友，二者专心听法，三者系念思惟，四者如法修行。

凡师即四依菩萨中的前三种菩萨，其中第一种菩萨虽然具烦恼性，但能奉持禁戒，威仪具足，建立正法，从佛所闻，解其文义，转为他人分别宣说（《大般涅槃经》），也可以担任善知识。凡师是具体属于什么阶位的菩萨呢？指菩萨道中处于十住、十行和十回向位的修行者，即初发心住这个阶位以上的地前菩萨。

云何不信？彼人心谓：‘无施无祀，无斋无会，无有善业，无不善业，无业果报。果然如此，则佛教教育就能形成一个上求下化的良性循环系统，佛教的发扬光大就指日可待。

对此，我们不妨结合现实情况略加解说，以便对其品质有更加准确地把握。其次，能如理思观察十种佛智慧，以信解力理解佛法、安住空性，明了一切法唯心所现。